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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7.09.24　
台灣文學館定位何在？
張信吉／雲林斗六（台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

    　文建會決定捨棄國家台灣文學館「專案營運」的負擔，八月中旬經行政院同意將該館降級為文建會六個處室之下屬機關，全銜改稱「國立台灣文學館」，並且依法編制公務與教育員額，取代九○％專案約聘的該館人員。這起事件一個月來藝文界波濤洶湧，其實最大的隱憂不在人事更迭，而在台灣文學館定位日趨模糊。

    　台灣文學於一九八○年代起逐漸形成學術顯學後，形塑了各族群各時代文學活動的大格局，對社會融合助益不少。政府即有意籌設國家級現代文學館，以增進文學欣賞與閱讀人口，其關懷層級甚高：二○○二年四月總統府在文壇的敦促下，由秘書長陳師孟出面視察該館現址，並要求文建會務必在翌年底，就原台南州廳以古蹟維修再利用模式，讓台灣文學開館營運。這就是該館二○○三年十月十七日館慶日的由來，陳水扁總統也親自福證了這一系列的國民文化日活動；包括工程款在內，政府為台灣文學花費已超過十億元，整體而言相當重視文學。

    　回顧當初的組織設計，為了體現現代性與文學專業不受行政制約，除了朝行政法人規劃外，二○○六年報立法院的「董事會」制度更明訂文建會主委提名首長人選且經文學專家同意任命的辦法。如今已難再框列文學館預算等原因而改制為下層單位，並傾向捨棄博物館定位而以「生活藝術」作歸類。短短四年，台灣文學館從總統級的關切，淪降為「演藝性質」機關；人事循級指揮之下，文學館館長的專業揮灑空間有限，對比外界沉重的期待，館長權責與職能可預見扞格，對實務上降薪擔任館長借調而來的教授而言，亦甚不公平。

    　在不影響行政作業前提下，行政院未來如能在文建會內部布達台灣文學館館長人選之後，親自對外公佈館長名單，必有稍示尊崇的功能。有文化教養的社會，不應以部會的科室主管角色來看待國家級文學館長任免，權衡現實可行措施，行政院必須有創造性的做法，同時也可為這起風波定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