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覺得,無法從蛋塔效應中獲得什麼思維,做為未來行動與思考的方針,才是損失。因為過去有蛋塔、KITTY熱,今年有海角七號熱,意味我們根本沒有在生活、思維上前進過。
當然,「熱」、「擠燒」這種東西是一種社會過程,連詹副主筆朗朗上口的「個性化」、「製造業」都可以變成熱,甚至,應該還有人在刻意的對這種「熱」在推波助瀾,只是手法很巧妙而已。

詹的討論,小弟的解讀認為,它是一個主張個性化,並且將創意產業跟製造業時代斷然告別的思維。
好還是不好,過去,我也是這麼想的,文創應該跟製造業不同,但仔細一想,這只是製造過程的問題;包括我們瀏覽了英國、德國等地的研究,才發現,文創產業其實還是要仰賴相當的製造基礎,他部分部門還是生產、再生產為主,甚至仰賴複製技術的。
則,談論的層次只是:現在我們在XX時代,然後跟過去不同,這樣一如副主筆的「重思「蛋撻效應」 」裡面所指出的現象,是相當粗糙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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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偉雄:重思「蛋撻效應」
 
【聯合報╱詹偉雄】 2008.11.28 02:59 am
 
 
 
詹偉雄
 
一九九七年底,澳門一對開蛋撻店的英國夫妻離異,老公安德魯不得不棄守本店,帶著手藝到香港另立門戶,沒想到他改良的「葡式蛋撻」在港九一炮而紅,而且半年後還紅到台灣來,九八年中,不僅全台人人排隊買蛋撻,而且由藝人彭偉華、董至成帶頭的「開蛋撻店」熱潮更是瘋狂,巔峰時全台一個月要吃掉兩百萬只蛋撻,然而也就在暑假結束之時,熱況戛然而止,緊接著跟進的就是賣不掉的蛋撻以及蛋撻店倒閉風潮。

從那個時間點起,無辜的「蛋撻」,就開始成為台灣人挖苦自身社會裡各種「一窩蜂浪潮」的自嘲用語,每當社會一開始流行什麼,我們總是冷冷笑道:「這不過又是另一場『蛋撻效應』罷了!」譬如說:去年的「豪宅熱」、「超級星光大道熱」乃至於今年的「單車熱」、「海角七號熱」,都分別被各路人士視為「新版葡式蛋撻」,他們普遍認為:社會一窩蜂的擁抱過後,很快就會回到一種「船過水無痕」的平靜狀態。

但也正因為「蛋撻效應」這四個字要完成它的指控太輕易了,連帶地,也使我們高度懷疑它內涵的知識效力。

兩重風險試煉 豈是一窩蜂

首先,是它對「一窩蜂」的指控,未盡合理。在企業創業的過程中,往往有兩大風險必須克服:其一,是「市場風險」,也就是創業家所定義的產品必須歷經的「市場接受度」考驗,例如蘋果研發iPod、任天堂研發Wii,成功則大賺,失敗則大賠;其二,是「技術風險」,也就是能否取得最佳化技術,將已經歷過市場考驗的產品生產出來的能力。台灣由於是後進國家,企業規模小,創業家無法具備定義產品的生活經驗,因而在「市場風險」確認後,一窩蜂地擠進「技術競賽」反而是一種高度理性的行為,此時你還以「蛋撻效應」來挖苦它,只是徒然加深誤解的疏離罷了。

其次,是這個字眼觀察社會現象的短淺與不耐煩,必然妨礙到我們看到更深、更遠的社會變遷,所架構出來的嶄新、宏大生活場景,十年前的蛋撻熱本身,就是一個好例子。

如果把「吃蛋撻、開蛋撻店」看成一個孤立的社會現象,那賭博般地加入「暴起暴落」的起伏,似乎是罪有應得了;但假如我們更深入一點地去看當年的這個狂潮,才發現當年的創業浪潮中,除了跟風投機者之外,另有一群想要把一生投資在糕餅甜食中的創業者,他們雖然在風潮中遭遇失敗,但似乎並沒有死心,在接下來的「個性咖啡館」浪潮,以至於近兩年的「高價麵包店」浪潮中,你可以看到不少當年的熟面孔,他們由迴避市場風險轉而擁抱市場風險,從毫無財務知識到成本底線的精通,逐步成為一個兼顧創新與風險的經營者;而台灣社會內在的「個體化轉型」過程,也適時提供了一批批焦慮於自我、無所不用其極地創新、嚐鮮來體驗的消費者,建構出一個新而變化的市場。

甜食味覺革命 影響到今天

如今看來,當年的蛋撻事件更像是台灣「甜食味覺革命」的起點,它不僅沒憑空消失,且影響直至今日,而當年促使它發生的,並不單純只是港式口味的出口這一事件而已,更大的力量,是這個社會剛從單調乏味的「製造業自助餐廳」走出來,人們發現自己有了全新的食慾,需要全新的甜味。

「葡式蛋撻」,就像是一尾碩大的鯨魚在我們眼前噴起的水氣柱,猛地拔起,繼而煙消雲散,但千萬別以為牠消失了,如同社會變遷的過程浩瀚綿延,你得潛入千呎深的海洋、跟隨牠泅游上萬哩的旅程,勉強才能看出個社會史的端倪。

所以,那些把「豪宅熱」、「超級星光大道熱」、「單車熱」、「海角七號熱」都看成是「蛋撻」的人,他們到底錯過了什麼呢———這可是個好問題!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數位時代》總主筆)

【2008/11/2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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