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有個醫師投書，談台灣需要科技部。今天又有科學月刊總編輯投書，意見完全相反。
對科技部到底要不要設立？這個不是小弟關心的。事實上就最近行政院的規劃，也沒有科技部，仍是維持國科會。但是，從這個對科技部的辯論，顯出一個問題，科技政策討論的內容。
就這兩位科學人而言，各自提出自己的論點，比如林基興提出「誰」才是科技部的主幹？科學人未必是好的科學行政人。這個觀念就滿值得去思考。
反過頭回來看，文化部呢？文化部在這一波行政院組織改造，要從文建會+新聞局合併。我上網搜一下文化部的討論與資料，真的很少。
最近新聞反而是4/21翁金珠委員談到，文化部的組織法草案要過了，那，文化部下屬什麼業務？有哪些功能。
具體如林總編輯以及陳醫師的辯論，在過去有出現過嗎？--諸如我們需不需要文化部。
文化部在行政單位討論，不是第一年，也不是第三年、第五年。民間對於這樣的意見，幾乎很少聽到，大多都是抽象的什麼美學論述、期望政府作這個做那個。民眾自己的主張呢？
以及資料呢？關於文化部怎麼規劃、思維？理論依據？是要搞英國DCMS？或法國文化部（這兩個國家對文化部的定位有所差異）？還是不要有文化部？
下面是我搜尋到的一份文件「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http://www.womenweb.org.tw/Uploads/%7B3065E987-7EFC-41C1-A129-0F3517F29DBC%7D_%E8%A1%8C%E6%94%BF%E9%99%A2%E7%B5%84%E7%B9%94%E6%B3%95%E8%8D%89%E6%A1%8898%E5%B9%B44%E6%9C%88.pdf
裡面有探討到文化部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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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誰需要科技部？
2009-05-05 中國時報 【林基興】
日昨台大醫學院陳耀昌教授在時論廣場撰文提議「台灣需要科技部」，最近政府組織改造，相關議題已有不少人獻策，似乎人人有理。剛好著名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依德的曾孫女珍麥克亞當，前些天來台演講，引起一陣旋風。筆者想起，弗洛依德曾對愛因斯坦吃醋：「你的相對論全世界只有十二人懂，而我的精神分析人人可插嘴。」
人人可插嘴台灣的科技組織嗎？
首先，「科技研究」和「科技行政」很不一樣，愛因斯坦的原子彈質能轉換科學研究很傑出，但他不適合領導建造原子彈；李國鼎沒拿過諾貝爾生醫獎，但他知道如何協調各部會和運用國內外科技智慧，以成功防治「國病」Ｂ型肝炎。中研院大致上是學術研究單位，可說不清楚行政院各部會如何完成科技實務，遑論科技行政所需歷練和「運籌帷幄」，因此，陳耀昌提議中研院院長擔任總統的科技最高顧問，即是迷思。
其次，行政院科技顧問組身為行政院長科技幕僚，方便運用國內外產官學研人才，志在協調各部會署，並非像國科會般為「執行」單位。熟悉當年防治Ｂ型肝炎者，即知此事牽涉衛生署（法規等）、國科會（病理研究等）、經濟部（發展疫苗產業等）、國防部（協助官兵捐血以夠量研究等）、教育部、捐血中心、生技中心、熱心助我的外國肝炎和疫苗專家等，由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執行，遠比國科會或中研院有效太多矣。
第三，「科技部」才能解決現行體制上決策階層「多頭馬車」、才能建立「法治」和脫離「人治」嗎？若是，美國為何沒有科技部？科技部將國家科技研究放在單一部會，實際上是弊多於利。例如，經費不易分配得宜；又如，交通部的科技研究最好是部內切身所需與密切搭配的，而非別部會「水土可能不服」的研究。許多國人想當然爾，以為我國有行政院科技顧問組、中研院、國科會，就是「多頭馬車」，其實是「各有所司」；當然，實際上，或因首長個性（擴權）等因素，現實上分工有時欠理想，但這是人的社會所難免，陳義過高並不切實際。
第四，陳認為國科會的學術研究撥款業務，由中研院來接手，那就真的「利益衝突」矣！中研究自己要錢研究，怎可「球員兼裁判」？
倒是陳說國科會處長由各大學教授借調，上任匆匆，任期有限，難以做高層次或長遠政策規畫，確是一針見血；這樣國科會如何決定國家科技政策？筆者想起，不久前參與教育部科學課綱規畫時，同仁均指出國立教育研究所缺專家與資源，沒有長期研究，如何決定從小學到大學的課綱？同理，我國科技政策需要長期研究。
為何美國還特地立法在總統府設立「科技政策室」，其主任（總統科學顧問）協調各部會署科技政策？就是因協調者需超越部會位階才有效率。
我國早在二十年前即有科技部會組織設計的研究，只是研究者往往只是學術人員（甚至缺乏科技專業訓練），缺乏實際的科技行政歷練，因此，所提報告並不妥當。如今研考會正在主導政府組織改造，但主事者有足夠科技專業和歷練嗎？（作者為科學月刊社理事長兼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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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27 中國時報
台灣需要科技部
陳耀昌
近日新竹生醫園區的爭議，引起科技界高度關切。然而，既往矣，再去數過去政治角力、地盤爭奪，於事何補？我們應該去反省的是，是怎麼樣的一個決策與執行機制的不妥善，而造成這樣「七年一事無成」，全民皆輸的慘痛結果！如果沿循舊制，勢將再陷「利益爭奪」的覆轍。我們該亡羊補牢，以求創立新局。
先檢討台灣科技重大政策執行缺失的本質。就以「新竹生醫園區」為例，執行者大多是「兼職」，而另有「本職」。因兼職而取得分配超豐富資源的權力，而且不太有具體的法律責任時，一定會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把大部分資源分配給自己的本職及自己的人馬，這是人性。如果上述權力取得的機制並非公開（所謂委託辦理）時，想當然，被排除在外的團隊，就會「聯合」起來杯葛，計畫執行因此受到阻力。在執行不順遂之下，往往執行團隊本身也易出現責任推諉或權益之爭。這時，決策上級眼看僵局難解，只好下決心做傷害控制，收回自理。忽又一日，政治環境丕變，朝野交替，於是豬羊變色，主客易位。就這樣惡性循環不已。
感想一：職位權益與責任的不對等，就表示這個制度有問題。有問題的制度，面對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性，就造成今日生醫園區的殘局。我們不能怪人性，只能怪制度。所以應該由制度的改進做起。
再檢討台灣重大科技政策的決策過程缺失的本質。台灣在這方面，一直是多頭馬車，有「行政院科技顧問室」、「總統府中央研究院」以及「行政院國科會」。而且，誰說了都算。
在體制上，台灣科技政策的最高決策者，是「行政院科技顧問室」。既稱「顧問」，就表示有顧才問，少有行政責任。然而這些顧問卻擁有和責任非常不對等的最高決策權。也因為顧問們只是偶爾開一次會，並非專職從事政策思考與評估，所以台灣科技重大政策的形成總是很倉促，事前的評估常常很不足。
「行政院科技顧問室」的制度是歷史沿革造成的。在蔣經國時代，「科技教父」李國鼎用了不少來自國外的專家，而以「行政院科技顧問」之名禮聘。後來台灣不再是強人時代，現在科技顧問也都是國人。到了李登輝時代，「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成為當代的科技教父，院士的地位也水漲船高，科技出身的院士紛居要職，媒體就常出現中研院院長帶著國科會主委開記者會的畫面。
在許多人的觀念中，「國科會」等同於「科技部」。然而目前的國科會，連各處處長都必須由各大學舉才借調，上任匆匆，任期有限，難以做高層次或長遠政策規劃。再加上體制上只是「委員會」，姿態一直很低。更令人擔心的是，少數決策者會置利益迴避原則於不顧，於是自己的領域專長就成了國家政策及重點發展方向，不太考慮台灣本身的優勢或弱點是否符合這樣的決策取向。這樣的決策，焉能不出現問題？
感想二：「利益迴避」的基本道義原則，台灣許多公共事務決策者與執行者常常不把它當一回事。於是決策者思考方向偏頗，執行者各個瓜田李下，都不能令人心服口服。社會菁英不能做到「利益迴避」，台灣就不能稱為進步國家。
我的看法是：台灣需要一個「科技部」，才能解決現行體制上決策階層「多頭馬車」以及執行階層幾乎無法迴避的「利害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的問題。台灣需要一個「科技部」，台灣的科技決策及管理執行才能建立「法治」，脫離「人治」，才能做到行政倫理明確、權責相符、政策具延續性，才能免於目前學術團隊為爭奪資源而合縱連橫搞對立的惡性循環。做法其實並不複雜：
一、國科會晉升為「科技部」，部長總攬全國科技，並負全責。
二、「行政院科技顧問室」改名「科技部顧問室」，不再有決策權。
三、中研院專責提升台灣學術研究水準，原屬於國科會的學術研究撥款（funding）業務，由中研院來接手。
四、中研院院長同時擔任總統的科技最高顧問；與行政院科技部的互動，則遵循府院的溝通機制。（作者為台大醫學院教授/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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