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於北歐的專題，最吸引我的不是她們的設計感之類的東西。而是在她們面對社福困境與失業率的問題。這一點在文創上會有很多啟發。瑞典有很多一人公司。包括他們左派力量較強，在台灣沒有左派影響工資，勞動條件下，真是天壤之別。
社福將是拖垮歐洲國家的駱駝，像法國跟德國，因為對外國人過於禮遇（社福制度），引爆本國人相當不滿，於是在歐陸的本土意識，就是趕走外國人，搶回本國人的資源。但是她們忘了，外國人往往就是外籍勞工，台灣也出現類似聲音，就是趕走外勞，台灣失業率就會下降。
順代一提，當然報導不免對比台灣，有指桑罵槐之意。台灣現在類似1920年代後期的德國，不是什麼思想家或哲學家的威瑪天城，而是抓內奸風氣興盛。猶太內奸─被當時納粹認為是一戰失敗最主要原因，於是打擊共產黨與猶太人，歐陸當時的各法西斯（義大利的，西班牙的）也因著打共黨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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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7.06.15
北歐政治向右轉 社福仍掛帥
江靜玲、陳一姍 /專題報導
「他們這裡也有乞丐！」。進入一個全世界社會福利制度最令人羨慕的區域，赫然發現街頭上默默乞討金錢、販賣雜誌的遊民，是一件很令人意外的事。從丹麥、瑞典到挪威，都可以遇見這樣的一群社會邊緣人。
瑞典社會民主黨在去年大選，失去執政權後，舉世震驚。加上先前丹麥早已由偏右派自由黨執政，如今，連代表社會民主信念強壯堡壘的瑞典都揚棄了社民黨，莫非北歐真的準備向右轉？北歐的社會福利國制度即將瓦解？
北歐模式 非社民黨專利
的確，從外面看，這是一個最直接的解讀。但是，仔細分析，這當中，有許多令人不解的地方。立場偏左的英國衛報，對瑞典選民在經濟成長、低失業率的情況下，依然把執政黨逐出政府的決定，尤感迷惑。
位於斯德哥爾摩的右派智庫Timbro認為，這是因為大家都相信有一種「北歐模式」存在，都關切這裡的福利社會是否可以維持，但卻忽略了「福利制度，並非只是社會民主黨的專利。」
議題導向 優於左右之分
瑞典中間偏右執政聯盟溫和黨秘書長胥格曼（P Schlingmann）同意這樣的觀點，認為福利國家已是北歐的一項基本政治共識，所以當今的北歐政治，「議題導向優於政黨政治左右之分」的趨勢，愈來愈明顯。譬如：立場堅定偏左的隆德大學社工系教授穆妮諾（D Mulinori），去年大選，就投票給女性主義先鋒黨（ＦＩ）。即使知道社民黨可能落選，偏右政黨會上台。
瑞典每日新聞主筆伍蘭達斯基（P Wolodarski）認為，北歐國家都很務實，專注協商，尊重共識。瑞典選民不是想放棄瑞典的模式，但對一九三二年後八八％的時間都是執政黨的社民黨，無法就一些現存的問題提出新方案，感到疲憊，才決定以「社會共識」擺脫執政的社會民主黨，並非揚棄北歐「安全與信任」的共識。
平等均富 社會共識不變
這種源於社會民主凝聚出來的社會共識，強於政黨政治。丹麥、瑞典即使右派執政，仍需保證維持北歐制度。因為這裡的人民依然相信也願意支付高稅金，以維持一個高公共服務品質，具安全感的社會。由年輕一代對維持高社會福利系統的支持，更可看出這項社會共識的力量。在瑞典，二十五歲開始儲存退休基金的年輕人佔了百分之四十，挪威的納稅人更開始為下一代儲存社會福利基金。
不過，北歐高福利國家並非絕無挑戰。九○年代經濟危機時，北歐嚴重的財政赤字，讓外界都在觀望此制度什麼時候崩盤。如今，移民、勞工、老年化、少子化、全球化等內外議題，又讓這個體系處於下一波調整的關鍵期。瑞典國會社會保險福利委員會主席艾克西安（GAxen）說，「如果我們無法再付出，就必需改革。」
財政危機 改革化解赤字
丹麥是歐盟第一個針對未來二十年社會福利進行改革的國家。執政右派自由黨國會外交發言人麥德生（J Madsen）指出，「我們是以福利國制度為優先，然後才減稅。」實際上，右派丹麥自由黨執政後，才小心翼翼地小減稅率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間，丹麥目前的平均稅率，仍高達百分之六十三。他強調，基於北歐社會對安全的傳統需求，福利制度的改革必需是漸近式的，而且「一定要先達成共識」。
「北歐社會福利制度不是全然右轉，而是一個有增有減的混合圖像，」丹麥社會學者葛瑞福（Bent Greve）觀察。以丹麥為例，縮短失業救濟由七年到四年的同時，但中產階級關心的育兒假福利卻延長到一年。
在北歐，平等均富的民主社會信念不會隨著政黨政治色彩改變，北歐的高福利社會，必需隨著外在情勢而調整，但不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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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7.06.15
15%失業率 瑞典茶壺風暴驚人
陳一姍/專題報導
對於來自高失業，等於燒炭、自殺新聞的台灣記者而言，真實失業率比台灣高兩倍的瑞典社會，令人匪夷所思。「可不可以講個稍稍悲慘的故事，」我們的問題，惹得瑞典健康與社會事務部政治顧問桑德摩（Ulrica Sundholm）哈哈大笑。
無色、無味，看不見、摸不著，但與移民問題糾結的勞工議題，正是福利國模式一大挑戰。在丹麥與挪威，勞動議題是勞工不足；在瑞典則是供需面都有問題，年輕人與移民實質失業率過高，有工作者請病假，導致生產力大受影響。「我們最大的問題是就業與非就業的差距，而非貧富差距，」溫和黨秘書長胥格曼說。
不願工作 甚於貧富懸殊
「工作」是北歐福利國模式，能不能維繫的關鍵。《台灣女生瑞典樂活》作者楊佳羚指出，北歐模式是在「全民皆工作」假設下，所建立的跨階級團結。加上於路德教派就強調工作，在北歐工作不僅是薪水袋，還代表社會參與與融合。
現任丹麥總理的前經濟智囊團漢森（Hansen）指出，丹麥未來幾年最大的問題，就是勞工不足，造成未來四年經濟成長率只有一．二％，名列已開發國家最後一名。勞工不足來源：一是有一五○萬人依賴社福過日子，無意願工作；另一就是個人所得稅六三％，遠高於已開發國家平均，對於技術人力吸引力不足。丹麥產業總會首席經濟學家羅斯莫森（K Rasmussen）則說，不僅無法吸引人才，逼的許多丹麥大學生畢業後，到別的國家闖蕩，腦力外流是另一個問題。
請假成本 侵蝕建設預算
在瑞典，失業則是社民黨去年大選落敗的關鍵，也是新政府著力最多的議題。去年大選時說破「國王新衣」的一篇麥肯錫報告指出，瑞典官方失業率數字不到五％，但如果把政府就業方案（類似台灣多元就業方案）工作者，與隨時可立即工作但沒有找工作的人算入，失業率就高達一○％。再把工時不足的人口加入，瑞典真實失業率達一五％。而且隨著全球化牽引工作外包，未來十年，將有十萬到二十萬工作外移。另外，ＯＥＣＤ研究也指出，瑞典人病假太好請了，一年請七、八天病假，等於平白多了一周長假，全球僅次於印度八到十天；而瑞典高達一五○萬失業人口靠社會福利，不願做低薪工作。生病加上失業人口，一年占中央政府預算二一．六％，侵蝕到其他基礎建設預算。
為了解決勞動市場的問題，瑞典新政府上台後已微調多項措施，鼓勵回到職場。包括：降低低收入，尤其是女性的稅率，讓就業與失業收入差距拉大，鼓勵人重回職場。另外，瑞典現在也在討論，請病假要有醫師證明等。但在創造就業部分，目前還看不出成效。
譬如：瑞典中小企業不敢僱用員工，關鍵在解雇員工不容易。瑞典解雇員工有一個規則就是「最後進來，先解雇（last in, first out）」，法令雖允許一定數量的例外，但小公司人少，調整空間就不大。瑞典六五％中小企業是一人公司。
提升競爭 衝擊北歐價值
跟全球化的速度相比，北歐勞動市場調整緩慢，最大原因在「每一個調整都牽涉到北歐價值」。譬如：有人建議取消「最後進來，先解雇」，這樣中小企業就會比較提供就業機會，這涉及北歐人重要的平等價值。有人建議減稅，就觸動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的敏感神經，儘管極右派經濟學家認為「貧富差距不是優先問題」。
瑞典前財政部長派得紐德就嚴厲批評，新政府減稅、公營事業私有化，將加深社會貧富差距。有些政策和結果，一旦成為定局，即使社民黨執政，就很難挽回。「北歐具競爭力，就是我們在新舊工作有個「社會橋樑」他說，北歐模式的社會橋樑是公平的失業補助、終身學習和活躍的市場政策，使全體人民不憂心改變。如果改革太過，侵蝕橋樑地基，反而使人待在原地，拒絕改變。
因為全球競爭而必須調整，是否會侵蝕競爭力的基石？這個弔詭的命題，在北歐正在尋找新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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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7.06.15
台灣政客民主 遠遜北歐公民倫理
江靜玲、陳一姍/特稿
如果我們把「烏托邦」（utopia）這個字拆開來，「u」是希臘文裡的 「沒有」（ou）或「好」（eu），加上「地方」（topia），就更清楚，烏托邦其實是一個虛擬的理想國。
比較不容易了解的是，如果這樣的國度不存在，為什麼在遙遠歐洲的北邊，有一塊政治清廉、人民快樂、社會信任、經濟競爭力和生產力都可同時擁有的地方。這裡的人，真的從搖籃到墳墓，都不用擔心嗎?
老實說，若以為到北歐，會看到一群我們想像中那種嘻笑快樂的景象，一定會大失所望。因為，在這裡，哈哈大笑的人，還真的不多。但這裡有一種台灣社會沒有的沉靜滿足。
當我們詢問，一個政客的素質是什麼時，瑞典前財相紐得把「悲憫的心」（empathy）放在一切之前，令人感到非常意外與震撼。我們好奇的追問，「因為你是瑞典人嗎？」，他說，「不是，我只是一個公民而已。」
在語言粗爆，巴不得置一切反對者於絕地的台灣，不要說政客，一般大眾，還有多少人記得這種最基本的個人與社會素質?
「你們的國會又打架了…」，我們走進丹麥國會訪問，迎面而來的卻是這麼一句話。過去二十年來一直觀察台灣政治發展的丹麥哥本哈根老市長，目前擔任台灣丹麥協會會長的沙斯特羅布（H. Thustrup）指出，這麼多年來台灣民主確實在進步中，而且做的非常好。但是，「就只差那麼一點點」。他的這「一點點」，正是「協商」。
在北歐，協商和共識是政治運作精髓與基礎。我們在哥本哈根期間，丹麥三個年輕政客，宣布組成一個政治新聯盟，目的在於分解丹麥政府過於仰賴極右人民黨的政治現狀。
瑞典目前中間偏右執政聯盟的四個政黨，在瑞典二○○六年大選前兩年，便聚集在一起，經過協商達成合作共識。往後兩年，彼此以「每個人提出什麼，但也必需獲得什麼」的態度，參與討論，一同制訂策略，才在二○○六年擊敗社民黨，執政聯盟中任何一個政黨本身都無法獨立完成的執政藍圖。
這裡的政黨政治沒有口水戰，有的是協商的務實精神，以及對共識的尊重。台灣的政壇，有這種見識和氣度嗎?
在斯堪地納維亞，我們體悟到什麼是公民社會，公民參與對政府政策和國家政治的影響力。納稅是最直接的例子。這裡的稅率平均高達百分之六十，但無論政治立場左右政黨執政，沒有一個政府敢遽然大幅減稅。為什麼？因為這樣的政策違反這裡公民社會繳交高稅，確保社會福利健全運作的安全共識。
在這個公民社會裡，政府和政客莫不受到來自社會和人民的要求與監督。維繫公民和政府，公民和公民間的是高度的信任感，是一個對貪汙零容忍的社會。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這個社會裡的公民自律和責任。很多基本的，在八卦當道的台灣社會聽來，可能覺得很八股的東西，在這裡，我們反覆聽到像是，「對自己負責，也要對別人負責」、「責任在權利之前」，或者，「要誠實」。
這裡的公民社會很清楚的是建立在一個共通的社會價值上。這些共通的價值，不是虛無飄渺的道德，而是高於法律的公民倫理。
在一切仍以政府和公權力為主導的台灣，公民社會的制衡力，是絕對需要建立的。從台灣社會對政治和其他議題，諸如婦幼、教改、環保，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公眾參與的潛力和熱切。關鍵在於，我們的社會共通價值在那裡？是什麼？
北歐是很令人羨慕，但沒有一個模式是全球適用的。我們不能模仿北歐。可是，除了統獨，不論那一個政黨上台，面對五年、十年，客觀不可能驟變的死結，台灣社會應該還有很多立即可改善的議題，應該討論什麼是我們共享的價值吧！不能再只有統獨議題，其餘什麼都不管吧！
湯瑪斯．摩爾（T. More）的烏托邦或桃花源或許不存在，但哀莫大於心死，如果我們中止了理想國的尋求，那才是台灣最悲哀的事。
（本系列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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