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時投書,說得很好阿!跟影子轉引李家同文章一樣,問題都看得到,也嘴角全波,但是對於未來?下一步,還是相當陳義過高的言論。
超克是啥阿?跟超女有關系嗎?為何台灣的文化創意,不能是透過名嘴展現出來的後現代生活?為何表演藝術不能找一批名嘴對罵2小時給觀眾看?
因為預設藝術就是某些活動而已。

跟台客類似的,台客呈現的是百分百台灣文化,不管你覺得他是否低俗,但是那種道德反撲,這麼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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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7.05.27 
靈魂活 文化意識才不凋
◎陳以新

    近年來,許多本地知識分子談到如何發展「台灣在地文化意識」時,經常運用本土化、族群包容、超克藍綠、培養國際觀、推展兩岸經貿關係或打造新公民知識平台……等客觀符號,呼籲相關決策單位與有識之士進行政治干預。這些訴諸集體性的宏大論述並非不好,筆者也肯定其良善;然而,當我目睹芸芸眾生快步奔忙於台北街頭,卻在人擠人的捷運上垂瞼不語,或是滿臉倦容地闔上了雙眼,我深感到某種關於台灣的思想和生命正在窒息、凋萎。說到底,我們必須從心發聲、個性塑造與靈魂的自覺中找尋文化意識,建立閱讀文化的能力。

    身在移民島嶼、又飽受不同歷史時期的殖民與流離,我們或許早已習於借用既定的中西理論來為文化困局解套,卻又無力汲取其正面元素,來扭轉這些語彙當中的父權國族殖民遺緒;另一方面,我們總把個人日常感受迅速消費在八卦、狗仔、星巴克或LV等稍縱即逝的浮動商品認同上。兩造間缺乏深度辯證對話的現象,其實正指出了台灣在文化閱讀與批判能力方面的貧困。這種貧困使我們活(埋)在「它/我」分裂的無知浩劫裡,對別人的苦難缺乏由一己出發的認識,更無法以經驗自我的方式來挽救文化苦難。

    我認為,若要喚醒本地文化創造力和文化政治的實踐動力,就不能讓改革的語言耗轉在民主的再現/超克形式裡,任由媒體名嘴和政商權勢人物日復一日地剝削文化資源,卻使島上子民不斷掙扎在文化想像赤貧化的過程裡;想像的赤貧將導向歷史的赤貧,更而強化了歷史的殖民。但是,想像的力量在哪裡?對詩人、小說家和基進哲學家而言,想像是「個性」的表達,也是源自地心、生生不息的岩漿,她使一個人「發聲」、「說話」,用小說、詩歌與圖像詠唱出心與靈魂的憤怒、哀悼與悲傷;這顆心靈於是開始在緩慢、甚而充滿痛楚與屈辱的生活過程中,閱讀、反省並記憶自己,進而觀照、探索它的生命狀態。有了這種對話性的能力、藝術與倫理,我們才能續談台灣脈絡下的人性與人權議題。

    有人可能會說:「我忙著賺錢營生,哪有餘裕奢談文學與想像?」也有人說:「都該怪我們求學時代的老師,沒有指引我們培養藝文解讀能力。」這固然點出當代台灣經濟、價值與教育體系的嚴重問題,但它們不也弔軌地流露出某種靈魂的怠惰、自我的放棄?當一個人活在過勞、悲慘、乏人指引的鐵器時代,難道就意味著她必然失去自我教育與自我再造的能力?當一個人活在文化符號與文字印刷四溢的機械時代,她難道不能告訴自己:今天我要停頓下來,以人的姿態拾起一顆受傷的心,剝開她的冷硬外殼,感受她、照料她、敘述她,並在這股聲音的帶領下,進入我自己被世界遺忘的歷史與文化,讓所有受傷的聲音活在我的意識裡,也讓我得以活在我的生命裡?

    美國桂冠女詩人葛律珂(Louise Gluck)的〈野鳶尾〉(The Wild Iris),從它者靈魂邊緣的無根荒寂,回寫到自我生命中心的意識與覺醒,其中一段說:「你們這些不事記憶的子民/竟忘了從另一個世界走來的甬道/我要告訴你們,我會再次說出自己:所有/孵自遺忘的事物都歸回我這裡/為了找尋一種聲音…」。靈魂與它者的「發聲」,就是詩人面對世界苦難時的哭泣、自省與創造,就是個性、記憶與文化意識的誕生,且讓我們從閱讀這憤怒而憂傷的聲音開始。

    (作者為成人英語講師、翻譯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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