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創談這麼多年，包括文化界不少跨領域的朋友都在注意這個東西。漸漸地也出現不同的意見。
感覺起來，在藝術界通常對文創是有所隔閡，尤其在第一線的工作者，關注的角度跟意見，似乎跟現在文創主流意見不太一樣。在第一線直接面對的就是勞動與教育問題，而現在主流意見比較宣揚的是美學、生活氣氛。可能位置不同，影響關注焦點。
下面這一篇焦元溥的專文，就感覺得出這個差異。在今天學學董事長的「設計式思考…築起文創舞台」也感覺得出差異。徐董事長比較認為應該是公務員要有設計式思考，但是焦好像不是在談公務員，但也可以往政府的角度解讀拉。
誰願意創作？最後一大段提到：「只能說是上天的玩笑，環境壞成如此，台灣依舊出人才。」貌似矛盾，但其實並不矛盾。小弟稱之為甘地現象：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出身於英國殖民地印度的中上階層家庭，19歲到英國學習法律，成為律師，並在南非執業過。早年的甘地是一個勤奮、有反省力，但也融入英國社會，並想當個英國人的印度人。不過最後他還是選擇當印度人。甘地就算不看後半生，光看他前半生的階級地位、自身的勤奮，也當然是個人才，也受到母國-大英帝國的認可，1888年就可以讀倫敦大學法律系。不過一個成功的青年甘地，他的同胞，要到二戰戰後，才能脫離殖民統治。
這個過程，台灣不也出了幾個台灣之光，還有的在英國受到榮譽頭銜嗎？
所以關鍵就在於：你是看到甘地、還是看到印度。以紀錄來看，甘地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並以此為傲，或者向白人獻媚；他光在南非看到黑人被壓迫的過程，就已經激起他的行動--當然他也被扔出火車過。
「有誦經念咒般宣傳「文化創意產業」的口號，社會卻難見對創作者的支持與鼓勵」.....陡然想起了那個「索命梵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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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元溥：誰願意創作？
【聯合報╱焦元溥】
2010.05.14 04:13 am
以前每到巴黎，我總寄居在Nanterre的友人宿舍。和地鐵隔站的新凱旋門相比，這實在是個不出名的小角落，幾次造訪後也就完全摸透。但即使無比熟悉，有棟建築我卻始終不願再次走進，總遠望那白色牆壁而快步走過。
那是無數習舞者心中的夢想，巴黎國立歌劇院附設舞蹈學校。
之所以總是繞道，不是我不愛舞蹈，而是不願回想多年前曾目睹的該校入學考「盛況」。舞校入學測試向來嚴苛神祕；因為無法預估青春期後的體格，父母也得陪同出席，讓考官評判孩子技巧之餘，也能端詳雙親身高以推估成長可能。家長也是忐忑不安———是該加油打氣，還是該祈禱落榜？畢竟就算中選，也不能保證順利畢業，已經擺在眼前的，卻是永無止盡的練習與折磨。若非親自穿上舞鞋，又有誰能體會，所有優雅的旋轉、平衡、跳躍、開闔，全都繫於一步一淚的腳尖？
即使終能苦熬學成，如願進了舞團，絕大多數舞者仍然難圓化身王子與公主的夢想，只能在侍從與天鵝的隊形裡追求齊一的步伐。甚至，無論如何敬業認真，巴黎歌劇院舞團給的卅二歲生日禮物就是一只解聘書。從今以後，請自己尋找人生的舞台。
這般場景並不孤獨。不同的國家，同樣的眼神，一年又一年聚在著名舞校，等待命運的裁判。如此辛苦生活，換來的究竟是什麼？答案因人而異。至少當芭蕾舞者站上舞台，舉手投足間所綻放的正是自己歷經千迴百折後的靈魂，所能激發的巨大能量也往往超乎想像。說到底，音樂和舞蹈是靈魂最直接、最自然、甚至也最深刻的表現。當這兩者精練成藝術，那是超越一切的普世語言。
同樣場景換到台灣，追求藝術的艱辛依舊，情況卻更為坎坷。即使是名揚國際的雲門，所能提供的團員待遇和國外名團相較簡直判若雲泥，舞者卻是毫無妥協，仍得達到足以撐持名聲的頂尖水準。練舞、受傷、復健；再練、再傷、再復健，表演之路雖然不易，但要苦得如同修行，未免也太過悲壯。但這還是能發固定薪水的雲門，我們也不只有雲門這樣的一流團體，但其他藝術工作者又是如何生活呢？
當所有現象擺在一起，不得不感慨，文化藝術在台灣竟是詭異至極：有比國際票價貴上三倍，動輒上萬的音樂會，也有修道苦行般的舞者舞團，滿載榮耀，年復一年還是得為基本生存努力；有誦經念咒般宣傳「文化創意產業」的口號，社會卻難見對創作者的支持與鼓勵；抱怨本土作家寫作不勤，台灣民眾卻難得買書讀書，閱讀率之低簡直駭人聽聞……
只能說是上天的玩笑，環境壞成如此，台灣依舊出人才。但問題是，就算永遠出人才，在這高度競爭的全球化時代，我們又留得住嗎？
（作者為倫敦國王學院音樂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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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式思考…築起文創舞台
【聯合報╱徐莉玲／學學文創志業、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董事長（台北市）】
2010.05.15 02:06 am
讀十四日「名人堂」專欄焦元溥的「誰願意創作？」，提到「文創的環境壞成如此，台灣依舊出人才，但問題是，就算永遠出人才，在這高度競爭的全球化時代，我們又留得住嗎？」
我在文創跨界學習的環境裏真的看到年輕一代人才輩出，兩年前才在學學教室中走動找課的程薇穎，今年已得了IMATS國際特殊化妝大賽首獎。台灣的第三代在富裕多元的環境中長大，父母給予完全自主，使他們在志趣相投的領域中自由飛翔；我看到一批批由國外學有專精、才華洋溢的孩子們回國，如果他們有國際第一流的機會等著他們，為什麼不展翅高飛？文創人才是會在國際間穿梭的，重要的是除了國際上文創消費力強、票房龐大的市場，台灣國內是不是也能一步一步地找出他們可以發揮的舞台？
我剛從美國史丹福大學D School參訪回來，學校成立D School提供給各學科，包括：文、理、工、商、醫、法、農……的各行各業人才來選修「Design thinking」設計式的思考。許多人認為D School也像世界上所有的創意學院、設計學院一樣最終畢業展的是設計「商品」，但史丹福大學想的卻是設計「思考」，產出的是人的「改變」；D School認為只有社會上、企業裏各行各業的人開始有「設計式的思考」，環境才得以改善。什麼是「設計式的思考」？就像設計師一樣富挑戰心、好奇心、同理心，要求自己做「眾人未知、未覺、未做過的事」，不會怕多做多錯、不做不錯，設計師要求完美，不向環境妥協，會串聯頂尖好手合作，設計師有大志，為改善人類生活做出得以改變人的行為、改變人的思想、改變人的生活型態，進而改變全人類文化的事。
什麼時候台灣的政府官員、學校師長、企業所有的主管都開始成為「擁有設計式思考的人」，台灣的舞台就會浮現，台灣能留住人才的機會就一磚一瓦地被建構起來。
盼望大家看到程薇穎的例子，開始相信我們只差一個「自信」、一種「設計式的思考」、一個「勇於突破」的態度，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打造台灣年輕人舞台的文化推手。
【2010/05/15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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