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創談這麼多年,包括文化界不少跨領域的朋友都在注意這個東西。漸漸地也出現不同的意見。

感覺起來,在藝術界通常對文創是有所隔閡,尤其在第一線的工作者,關注的角度跟意見,似乎跟現在文創主流意見不太一樣。在第一線直接面對的就是勞動與教育問題,而現在主流意見比較宣揚的是美學、生活氣氛。可能位置不同,影響關注焦點。

下面這一篇焦元溥的專文,就感覺得出這個差異。在今天學學董事長的「設計式思考…築起文創舞台」也感覺得出差異。徐董事長比較認為應該是公務員要有設計式思考,但是焦好像不是在談公務員,但也可以往政府的角度解讀拉。

誰願意創作?最後一大段提到:「只能說是上天的玩笑,環境壞成如此,台灣依舊出人才。」貌似矛盾,但其實並不矛盾。小弟稱之為甘地現象: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出身於英國殖民地印度的中上階層家庭,19歲到英國學習法律,成為律師,並在南非執業過。早年的甘地是一個勤奮、有反省力,但也融入英國社會,並想當個英國人的印度人。不過最後他還是選擇當印度人。甘地就算不看後半生,光看他前半生的階級地位、自身的勤奮,也當然是個人才,也受到母國-大英帝國的認可,1888年就可以讀倫敦大學法律系。不過一個成功的青年甘地,他的同胞,要到二戰戰後,才能脫離殖民統治。



這個過程,台灣不也出了幾個台灣之光,還有的在英國受到榮譽頭銜嗎?

所以關鍵就在於:你是看到甘地、還是看到印度。以紀錄來看,甘地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並以此為傲,或者向白人獻媚;他光在南非看到黑人被壓迫的過程,就已經激起他的行動--當然他也被扔出火車過。

「有誦經念咒般宣傳「文化創意產業」的口號,社會卻難見對創作者的支持與鼓勵」.....陡然想起了那個「索命梵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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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元溥:誰願意創作?

【聯合報╱焦元溥】
2010.05.14 04:13 am
 
以前每到巴黎,我總寄居在Nanterre的友人宿舍。和地鐵隔站的新凱旋門相比,這實在是個不出名的小角落,幾次造訪後也就完全摸透。但即使無比熟悉,有棟建築我卻始終不願再次走進,總遠望那白色牆壁而快步走過。

那是無數習舞者心中的夢想,巴黎國立歌劇院附設舞蹈學校。

之所以總是繞道,不是我不愛舞蹈,而是不願回想多年前曾目睹的該校入學考「盛況」。舞校入學測試向來嚴苛神祕;因為無法預估青春期後的體格,父母也得陪同出席,讓考官評判孩子技巧之餘,也能端詳雙親身高以推估成長可能。家長也是忐忑不安———是該加油打氣,還是該祈禱落榜?畢竟就算中選,也不能保證順利畢業,已經擺在眼前的,卻是永無止盡的練習與折磨。若非親自穿上舞鞋,又有誰能體會,所有優雅的旋轉、平衡、跳躍、開闔,全都繫於一步一淚的腳尖?

即使終能苦熬學成,如願進了舞團,絕大多數舞者仍然難圓化身王子與公主的夢想,只能在侍從與天鵝的隊形裡追求齊一的步伐。甚至,無論如何敬業認真,巴黎歌劇院舞團給的卅二歲生日禮物就是一只解聘書。從今以後,請自己尋找人生的舞台。

這般場景並不孤獨。不同的國家,同樣的眼神,一年又一年聚在著名舞校,等待命運的裁判。如此辛苦生活,換來的究竟是什麼?答案因人而異。至少當芭蕾舞者站上舞台,舉手投足間所綻放的正是自己歷經千迴百折後的靈魂,所能激發的巨大能量也往往超乎想像。說到底,音樂和舞蹈是靈魂最直接、最自然、甚至也最深刻的表現。當這兩者精練成藝術,那是超越一切的普世語言。

同樣場景換到台灣,追求藝術的艱辛依舊,情況卻更為坎坷。即使是名揚國際的雲門,所能提供的團員待遇和國外名團相較簡直判若雲泥,舞者卻是毫無妥協,仍得達到足以撐持名聲的頂尖水準。練舞、受傷、復健;再練、再傷、再復健,表演之路雖然不易,但要苦得如同修行,未免也太過悲壯。但這還是能發固定薪水的雲門,我們也不只有雲門這樣的一流團體,但其他藝術工作者又是如何生活呢?

當所有現象擺在一起,不得不感慨,文化藝術在台灣竟是詭異至極:有比國際票價貴上三倍,動輒上萬的音樂會,也有修道苦行般的舞者舞團,滿載榮耀,年復一年還是得為基本生存努力;有誦經念咒般宣傳「文化創意產業」的口號,社會卻難見對創作者的支持與鼓勵;抱怨本土作家寫作不勤,台灣民眾卻難得買書讀書,閱讀率之低簡直駭人聽聞……

只能說是上天的玩笑,環境壞成如此,台灣依舊出人才。但問題是,就算永遠出人才,在這高度競爭的全球化時代,我們又留得住嗎?

(作者為倫敦國王學院音樂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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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式思考…築起文創舞台

【聯合報╱徐莉玲/學學文創志業、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董事長(台北市)】
2010.05.15 02:06 am
 
讀十四日「名人堂」專欄焦元溥的「誰願意創作?」,提到「文創的環境壞成如此,台灣依舊出人才,但問題是,就算永遠出人才,在這高度競爭的全球化時代,我們又留得住嗎?」

我在文創跨界學習的環境裏真的看到年輕一代人才輩出,兩年前才在學學教室中走動找課的程薇穎,今年已得了IMATS國際特殊化妝大賽首獎。台灣的第三代在富裕多元的環境中長大,父母給予完全自主,使他們在志趣相投的領域中自由飛翔;我看到一批批由國外學有專精、才華洋溢的孩子們回國,如果他們有國際第一流的機會等著他們,為什麼不展翅高飛?文創人才是會在國際間穿梭的,重要的是除了國際上文創消費力強、票房龐大的市場,台灣國內是不是也能一步一步地找出他們可以發揮的舞台?

我剛從美國史丹福大學D School參訪回來,學校成立D School提供給各學科,包括:文、理、工、商、醫、法、農……的各行各業人才來選修「Design thinking」設計式的思考。許多人認為D School也像世界上所有的創意學院、設計學院一樣最終畢業展的是設計「商品」,但史丹福大學想的卻是設計「思考」,產出的是人的「改變」;D School認為只有社會上、企業裏各行各業的人開始有「設計式的思考」,環境才得以改善。什麼是「設計式的思考」?就像設計師一樣富挑戰心、好奇心、同理心,要求自己做「眾人未知、未覺、未做過的事」,不會怕多做多錯、不做不錯,設計師要求完美,不向環境妥協,會串聯頂尖好手合作,設計師有大志,為改善人類生活做出得以改變人的行為、改變人的思想、改變人的生活型態,進而改變全人類文化的事。

什麼時候台灣的政府官員、學校師長、企業所有的主管都開始成為「擁有設計式思考的人」,台灣的舞台就會浮現,台灣能留住人才的機會就一磚一瓦地被建構起來。

盼望大家看到程薇穎的例子,開始相信我們只差一個「自信」、一種「設計式的思考」、一個「勇於突破」的態度,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打造台灣年輕人舞台的文化推手。

【2010/05/15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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