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文化 創意 產業

開春後張大春曾經針對台北市政府經營文化都市寫過一些意見。不過，感覺起來有一點批評，但是似乎看不到什麼很具體的批評。

印象最深的倒是『李永萍表示「震驚」，起碼「無人向上反映」簡直是令市民感到不可思議的。李永萍接著表示：要大力爭取市長郝龍斌的支持，將台北打造成對影視產業友善的環境。』這句描述。當然，這句話在2/22的報紙上就出現，並非張大春的意見。

延伸閱讀：《不可能的任務3》台北錯失協拍
http://ccindustry.pixnet.net/blog/post/25822695

第一段即為：『湯姆.克魯斯主演的《不可能的任務》第三集，曾向台北試探協助拍攝，卻未獲得具體回應，最後才轉往上海，因此錯失城市行銷良機，台北市副市長李永萍相當震驚，同時大力爭取市長郝龍斌的支持，將台北為打造成對影視產業友善的環境，試圖讓台北更具國際能見度與競爭力。』

為何呢？因為這句話風馬牛不相及；前半段說的是副市長對自己的官僚行政感到震驚，後半段為何要向是長大力爭取？如果依據行文方式看，副市長應該是表示自己會深刻檢討吧？一個已經出狀況的機構，在並未徹底探討後，反而還要向上級爭取大力支持？

在看到這個事件之後，倒是想起今天聽到的一個消息。中研院朱敬一副院長，先前在院內因要報公帳送書，被會計人員退件後甚為光火，於是最近也開始檢討「公務員」的行事方式，據說還延伸討論了「文化創意產業」（不過網路上搜尋沒看到這一篇專文），認為要搞文創，這種依法行政的框架是不敷使用的。

這樣想來，不止報帳，朱副院長其實先前還主張台灣教授應該有「彈性薪資」…

延伸閱讀：朱敬一：《掌握財經關鍵》建立公研雙軌制度 刻不容緩
http://www.cier.edu.tw/ct.asp?xItem=10576&ctNode=61&mp=1

不過，剛好在「《不可能的任務3》台北錯失協拍」的露出同一天，陸念慈部落格倒寫了這一篇：「朱敬一涉貪自肥，監察院檢察官都在睡覺？」

http://blog.udn.com/ntlutw/3793179
十分有趣。

扯這麼遠，是因為《不可能的任務3》、副院長報帳兩個事件看來，「公務體系」的作風，已經漸漸為輿論所不能容忍。甚至多數論述者也直陳，這就是台灣無法進步的問題所在。

最早我們也這麼認為，但是伴隨而來的「彈性」主張，倒也很難被說服。尤其在文化領域內，「交給專家」、「彈性管理」、「尊重專業」一直以來都是論述主軸，然，什麼是專業？如果公務作風算50分好了，那「專業評判」能拿幾分？誰來給「專業」打分數？

不是說不尊重文化專業、藝術專業，而是，我們更想去思考一個問題，可能也不會有解答，那就是—什麼是專業？又，怎麼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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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有話＞台北市的電影挑戰（張大春）

2010年02月23日蘋果日報

台北市副市長李永萍最近的談話顯示出經營一個城市的眼光。
我說的不是如何協助幾個劇組拍片，使台北的城市風貌能夠展現在世界其他角落的電影院裡而已──這只是表象。


協調不佳錯失良機
雖然長年以來，電影這一行總予人一種挾帶著浮光掠影式炫麗與膚淺的印象，然而無可置疑地，這是一個複雜的工業，從一個不能不透過影音媒介來講述的故事，到銀幕上打動人情感、撞擊人心靈、豐富人感官和思維的情節，在在都提醒著我們：這個產業有極其繁瑣的協調內容。在擁有成熟片場制度的國家，深厚的專業傳統與強大的動員能力、協調能力總是隱藏在燦爛星光之後那深邃的夜空之中的，無論有識者怎麼抱怨好萊塢的電影空洞、淺薄，它一向能夠讓一個世代又一個世代的觀眾走進戲院，使這一來自各個專業的集體創作者挑動觀賞者非常個人的悲歡。重點卻不是創意、不是創作，而是協調，繁複的協調。
據說湯姆˙克魯斯主演的《不可能的任務》第三集，曾經向台北試探協助拍攝，表達要封街、爆破、要用到一○一高樓，可是「因為無人向上反映」，沒能獲得具體回應，於是轉往上海。新聞報導中說：「台北因此而錯失了城市行銷良機」，做為台北市政府首長之一的李永萍表示「震驚」，起碼「無人向上反映」簡直是令市民感到不可思議的。李永萍接著表示：要大力爭取市長郝龍斌的支持，將台北打造成對影視產業友善的環境。


給創作者便利環境
問題顯然不在於這個讓台北市在國際上「發光」的美好遠景究竟何時會具體浮現，而是台北市「準備好了沒有」？回顧過去幾年來，從《海角七号》、《不能沒有你》，到票房再創佳績的《艋舺》，以及近日剛剛在柏林影展拿下最佳亞洲影片獎的《一頁台北》，這些相對於《阿凡達》來說都只能算是極小成本的製作都曾經獲得台灣南北各個城市的協助，卻綻放了足以驕人的風采。我們的確看到主政者意識到電影工業對城市形象塑造的重要，不過，這份誠意要長期落實到官僚系統的作業細節裡去，就必須有如外科手術那樣精細的技術支援了。
李永萍自己曾經是小劇場的導演，如今置身官僚系統之中，所看到的面向應該是不止於一面──「協助拍片」這檔事，已經不是高官出面、運用人情、幫忙關說之類的層次所能敷衍應付，而是一個城市如何利用它成熟的公務系統，為真正屬於人民的行業來創造一套完整的服務。在「封街拍片」的表象之下，一個城市的公部門如何能夠為影視工業的創作者打造便利的環境，而不令生活其間的市民感到壅塞、感到不安、感到被排擠，這種協調本身就是一套具有實質意義的政治運作，比操弄選情要高級、精緻得多。
如果誠如李永萍借鏡以紐約所說的：每天有一百個劇組在市區各個角落拍戲，那麼我們這些在戲院看電影、在街頭看拍片的旁觀者今後對於市政府是否有效率、是否有協調性、是否有臨機應變的能力……便有了新的評等指標。更重要而令人欣慰的是：以公部門提供電影工業之支援，我們還不至於像內地那樣，為了不讓《阿凡達》票房超越《孔子》，居然能勒令業者減少《阿凡達》的放映廳數，這樣一比較，「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的話就更有旨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