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文化 創意 產業

偶爾也會在報上看到莊佩璋的意見，今天會選錄這篇，是因為他從朗朗開始，往下面探索文化消費的區分以及現象。

當然整個文章是在瀏覽音樂史、音樂展現方式，不過中間他就提出一個概念：「巨星邏輯」。尤其在最後兩段提到包裝與古典音樂行銷，並且指出指揮帝王卡拉楊：沒有他的包裝，柏林愛樂那有今天的局面？此後的指揮都不斷再包裝下去（其實不是全部拉）。

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亦即，不只在古典音樂界，包裝、媒體效應已經不可免，問題在怎麼活用？朗朗恐怕還是比較傳統性的包裝--音樂人出身，像跟交響情人夢結合，拉小提琴突然上揚，只演奏電視上看的到的樂曲，這些究竟是好還是壞？應該是可以吸引很多非樂迷來朝聖一下（最好請的到上野樹里，她好歹也會吹薩克斯風），然而，反過去想，猶如前兩天漢館長投書所憂心的，究竟吸引了大眾進來，是藝術降格？還是實施大眾教育？所以他主張文化要跟文創分家。

莊佩璋也清楚交代自己立場，他說「我當然寧可在音樂廳聽孤絕的傅聰，絕不到小巨蛋「看」過度包裝的郎朗」，則，更有趣的是，當我們的館所都可以演出時（小巨蛋也演出），是彼此分流，還是大家做的事情都一樣？如果，皮克斯展展在史博館、兩廳院，是否一樣跟北美館這麼多人次？如果是，那究竟北美館辦這個大展意義在哪？其實辦在三芝飛碟屋也可以阿（如果硬體尚可支撐的話）？

中午，在網路上看到一個DVD的內容，介紹委內瑞拉兒童與青年交響樂團的狀況，名為「承諾之聲」(DER KLANG DER HOFFNUNG - THE PROMISE OF MUSIC)


會特別在這條下面補充這個東西是，這些團是在委內瑞拉卡拉卡斯市，就影片的拍攝，那個地方是高樓、平房並存的都市，當然也有南美洲慣常見到的，在山邊建築的貧民窟。
也因為有了這些樂團，那些孩子--小到國小，有機會團練弦樂、管樂，先是參加兒童樂團，後來參加少年樂團，最後還能登台表演，在同為委內瑞拉出身的指揮Gustavo Dudamel率領下，演出貝多芬交響曲--雖然幾年以前當他們還是兒童樂團時，合奏起來五音不全。

http://en.wikipedia.org/wiki/Gustavo_Dudamel


這個影片給我滿多想法，其實先前就有想過。
1.文創不管是個生活或產業，究竟對我們有何意義？只是一些經濟數字？如果經濟數字是累積之後的成果，那要累積什麼？我們的小孩也很彈鋼琴、拉小提琴（因為父母逼的），但是他們自組、自願用課餘像卡拉卡斯的兒童樂團一樣團練，台灣常看到嗎？有時間可以每週、每天這樣自己練習與團練嗎？讀書考試都來不及了。沒有練習，五音不全的兒童樂器演奏，怎麼上的了台面？

2.其中有位少年接受訪問，他跟他弟弟站在家徒四壁、只有一個浴缸+一條狗的環境，他說，正是因為他弟弟鼓勵，他才繼續吹長笛下去。如果，沒有類似樂團這樣的組織（也可以是繪畫或其他藝術、媒體形式），這些少年，聚眾能幹嗎？可想而知應該不會是讀書會，因為他們很多人從小就失學，就是混黑社會、娼妓了。台灣，當我們還在瘋百大、第一志願、數理奧林匹亞時，那都是極少數的學子，多數的、教育體制早就放棄的學子呢？
我們的教育跟看待文化的觀點都極度菁英論，訪問來去都是那幾個台灣之光，亦即，我們從未以平均水準看待我們的文化水平--可能數十年從未進步，一如我們不敢面對壹/蘋果新聞對台灣社會的勃發力一樣，如果有類似這樣的組織，這些失學、貧窮的，或者對既有教育制度無興趣的朋友，她們還有翻身的機會，或至少人生還有個寄託....

3.美學教育。我們總愛把它當個口號，下文，也包括一般對文創的期待，總討論要讓「大眾」有美學教育。但看到那些卡拉卡斯的孩子，當他們奮力抱著大提琴時，他們能「識譜」、一直處在音樂環境中練習，他們的鑑賞力會比透過皮克斯大展擠破頭，更容易獲得大眾式的美學訓練。
會不會，我們在鼓吹的美學教育--消費社會式的，跟廠商合作的美學教育，沒有抓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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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思－郎朗現象

2009-12-03 中國時報 【莊佩璋】

    　郎朗的自傳名為「我用鋼琴改變世界」。他的鋼琴是否改變世界，目前尚難斷言；但，至少他已改變台灣。

    　來過台灣的鋼琴名家不少，普列特涅夫、佩拉亞、阿格麗希、阿胥肯納吉…等望重樂壇的大師，都曾在國家音樂廳演出，不過，只有郎朗能、敢、肯在小巨蛋登台。

    　普列特涅夫把每個音符雕琢得晶瑩剔透，不容一點含混；他的琴音，乾淨到聽眾咳嗽都會自覺是褻瀆；他潔癖到對樂章間亂鼓掌都會不自覺地皺眉。這樣的鋼琴家，挑剔到必須根據音樂廳的殘響、演奏的曲目來挑鋼琴，當然不可能在小巨蛋演出；他們哪能容許麥克風、喇叭來扭曲純淨的音質？

    　媒體稱郎朗為「巨星」，完全正確。因為不是「巨星」，怎能吸引上萬聽眾與觀眾買票入場？昨天這場音樂會，應已創下台灣古典鋼琴音樂會的售票紀錄。

    　而且，有別於國家音樂廳的聽眾，小巨蛋的「觀眾」顯然年輕許多，能把這麼多平常不進音樂廳，未必懂古典音樂的年輕人，帶進郎朗的音樂世界，這是其他鋼琴家做不到的，所以只有郎朗敢說「我用鋼琴改變世界」。

    　其實，就在不久前，傅聰才剛來過台灣。他是第一位在西方樂壇揚名立萬的鋼琴家。但，相較於「郎朗旋風」，傅聰簡直是「悄悄來，悄悄走」。

    　傅聰是傳統型的鋼琴家，只訴求知音，而不願面對「群眾」。對於「郎朗現象」，傅聰委婉地說，他擔心「過度包裝」會害了郎朗。

    　問題是，現在就是講包裝的時代，不包裝，怎出得了頭呢？如果不是卡拉揚善於包裝，長於商業運作，柏林愛樂又豈能雄踞樂壇數十年？卡拉揚逝世之後，大家有樣學樣，樂壇包裝之風更是一代勝過一代。目前光靠才氣，並不足以立足，必須俊男美女，唱作俱佳，才能出頭天。馬友友如此，郎朗當然也一樣。

    　我當然寧可在音樂廳聽孤絕的傅聰，絕不到小巨蛋「看」過度包裝的郎朗。不過，我必須承認，如果不是郎朗的精於包裝，我也不可能在家裡一而再，再而三地聽著他彈奏的拉赫曼尼諾夫與蕭邦的鋼琴協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