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政治領域的反/挺扁運動,是二○○六的年度大戲,那麼潮起潮落、跌宕不已的劇情過後,究能留下什麼深刻回憶與反思,我著實有些懷疑。懷疑,不止於成敗,而是政治交鋒背後的後勤補給與精神作戰,似乎都遭人遺忘了!因而,當《民生報》宣布自十二月一日起正式停刊後,除了捎來可預知的中產惋惜聲,以及文人一貫的哀感頑豔文字後,其實什麼也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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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依舊,報份難追──又一份報紙吹起熄燈號

《民生報》停刊,我既不感意外,更沒絲毫留戀哀傷之情。當《蘋果日報》登台之日,就已預告《民生報》的死亡紀事。我想若非王效蘭的不信邪硬撐,以致讓它活得如此慘痛,相信早幾年讓它安樂死更人道些。《民生報》的死亡訃聞傳達了啥訊息呢?一種敗壞的、馴服化的中產品味傳出陣陣腐朽味來!如同瘟疫降臨,《民生報》祇不過是這一年來急速坍塌的中產樓閣之一罷了。

二○○五年十月底,《中時晚報》停刊;二○○六年三月,《大成報》畫上休止符;六月,分屬藍綠陣營的《中央日報》、《台灣日報》,十一月初,《星報》夭折,至此,《民生報》頓失所依,跨不過二○○六自是理所當然。綜觀停刊報紙的屬性,絕大多數都是休閒娛樂取向,當《蘋果日報》以更辛辣、聳動的圖文,攫取更廣眾的年輕人目光時,初戰之際勝負已定,訃聞處處聞都是後記了。可想而知,怪罪《蘋果日報》的八卦、腥羶敗壞了台灣的傳媒品味,當是眾口鑠金的標準說詞,這自然也是「言之成理,理直氣壯」的道德指控;但問題真是如此簡單嗎?

讓我們回溯到《民生報》創刊的年代。《民生報》的前身是《華報》,在其經營日艱極想脫手之際,香港的報業聞人胡仙本想介入搶購;唯國民黨政權基於黨國體制應全面操控媒體的獨裁心理,一方面勸退港方人士,一方面讓忠犬王惕吾接手。基本上,《民生報》是威權統治限證政策下扭曲的發行權移轉之顯例──彼時,國民黨應用報紙發行權移轉以行箝制言論之實者,最惡名昭彰的就是強取豪奪《台灣日報》。

待《民生報》一到手,王惕吾即確立該報的內容:「體育、文化藝術、戶外和家庭生活、醫藥衛生、電視廣播、影劇以及兒童等各方面的活動,以知識性、實用性、娛樂性及趣味性並重的作法,並以嚴肅的立場、活潑的動態來報導及評述國內外衣、食、住、行、育、樂的大事」。雖說,《民生報》的靈巧風味實際上是配合了國民黨的統御治術,也就是企圖以逸樂取向來抵消是時甚囂塵上的黨外民主運動。然而,我等也不得不佩服,王惕吾或許真是看到八○年代之後,隨著台灣經濟起飛,內蘊於民的消費文化已然萌芽,《民生報》的播種、耕耨、豐收、再生產,的確和台灣中產品味的養成息息相關。

廿八年來,《民生報》對於教育議題用心之勤、藝文活動報導之熱切、體育兢技的扶植善待……凡此都功不唐捐。因此,在八○年代末葉,《民生報》發行量高達五十七萬以上,蔚為「第二種報紙」的尖端品牌,更是實至名歸。問題在於,《民生報》作為統治意識形態輔翼的初衷自始未變,它從未想獨立於政治之外樹立真正以庶民為基砥的民間文化。於是它祇能孵育單面向的,極度馴服的中產品味──上搆不著自主外擴的西方布爾喬亞,下連結不了生機盎然的庶民傳承。這種失根的中產品類,如同國民黨向來懷抱的大中國迷夢,既已和共產統治的實際中國大異其趣,更深懼本土認同的提出,於是,單面向的中產意識和太虛幻境般的大中國迷夢,置於台灣近代史脈絡來看,根本就是互為表裡。也就是這種欠缺自主成長的中產意識,一待分眾來臨、網路惘惘的衝擊之後,就再無信心內固外張。至於少了專業思惟,祇會徒呼道德什麼的,更深切印證在前些時日凱達格蘭大道上的紅衫軍作為上,其敗自屬必然。

《民生報》的難以為繼,可試以簡例來說。九○年代初期職棒方興未艾,《民生報》對於相關的職棒訊息無不殷切報導;但球迷的成長極速極會舉一反三,偏偏《民生報》(《大成報》亦然)既不敢質問體制,又乏深入棒球文化的用心,球迷別抱自不意外;再者,《民生報》的影藝新聞雖標以溫柔敦厚,實際是鄉愿當道。像Michael Jorden來台,《蘋果日報》的扒糞揭疤,對照於《民生報》的極力粉飾,偽善形象早已不攻自破。所以,不待《蘋果日報》登陸搶灘,《民生報》的灘頭堡早已不穩(雖說網路時代的報紙搶救大業難矣哉)。外緣的政經環境、傳媒主流更替迅速,當然都是〈哀民生報祭文〉中必備的說詞,祇是說不出,或者根本未曾慮及的是:超脫於政治走向的傳媒路線,本身還是得具備堅實、紮根的本土況味,否則,終歸是鏡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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