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有很多騙吃騙喝的人，說話隨便灑。但是今天介紹的這一位絕對不是。中央研究院也常常被批評，但是這一位應該不會。
很久以前，我就聽他對國內媒體胡亂報導國外最新學術、科技新聞非常憂心，今天探討的，是台灣大學的教科書。王道環先生相當扼要、直接的提出台灣高等教育、教科書的重要問題，這篇最好看看。
大學教科書跟小學、中學不同的是，它的份量非常大，動則上千頁（我是以學術發達國家所出的教科書為例）；不只王道環，其他關心學術、出版業的人也提出過，教科書對老師而言只能提綱挈領，真正要，學生要自修。
小弟年輕時候是個鄙人，後來受了高等教育，體會的不是滿天神佛的學術，而是一個道理：學問就是自修，自己不讀，再好的老師都沒用。看到下面王道環的對歐美學術圈設計學術運作、教科書的道理，果然如此。自習、跟老師/同學討論，思索，才是高等教育的重點。高等教育講求的除了基礎學術能力培養以外（比如找資料、辯論），其實「創意」也很重要，「創意」與「修正」是現代學術非常重要的一點，而不是人云亦云，這一點，一個好的教科書，是需要有這種功能的--用完整、便於閱讀的表現方式，幫你歸納、也讓你思考。
王道環後面也提到國內學術界與教科書的問題，包括苦心翻譯、編寫教科書，並不是現在學術考核的重點，直接影響的就是國人對基礎、最新學術資訊的瞭解。除非，台灣人英文、各國語言能力都很好，不用翻譯，直接看，但似乎不是如此，大多數台灣人選擇放棄學術。
但是，日本很早就計畫性的在翻譯；中國大陸，如果你跑過簡體書店，你會知道他們雖然翻譯能力仍有待加強，但至少敢於翻譯，台灣人也不少在看他們的翻譯。
為何這麼重視這個？在現在文創產業發展較強的國家，幾乎在高等教育、研究發展領域也都強，這兩者之間有直接互動、影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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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大學教科書是學術的基礎
【聯合報╱王道還】 2009.01.18 02:04 am
我國現在有一百五十六所大學，密度世界第一，絕大多數都是在過去廿年內轉型「改大」的。大學數量暴增所引起的問題，最受關注的是資源分配與退場機制。與教育現場直接有關的議題，留意的人就不多了。大學教科書就是其中之一。
大學教科書決定了大學教育的品質，重要性應毋庸議。在後知識爆發的時代，教科書的重要程度只會提升，特別是自然科學的課目。因為教科書越來越厚。卅年前的博士論文，現在已融入高中教材，並沒有使大學教科書變得輕薄。例如一本作者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神經科學教科書，正文便超過一千兩百頁，全書厚達一千五百多頁。
這麼厚的教科書，老師當然不可能教完。學生要學得扎實，只能自修。於是教科書的品質就非常重要了。無論布局，以及文字、圖解、表格，都得講究，學生才看得懂、學得下去。我國大學教科書的現況呢？
國內現況／中譯本品質不佳
國內的大學用書，不是用現成的英文教科書，就是用中文本，有的是翻譯，有的編譯。不過，無論使用英文本還是中文本，教師的負擔都不輕，因為學生的英文能力並不足以讀通英文教科書，而中文教科書通常不令人滿意。
因為在國內，大學教師的正業是「研究」，編寫譯教科書不算，在升等、續聘、各種獎項的考評上，不占重要分量，只是錦上添花的玩意兒。難怪國人自撰的大學教科書不多，而翻譯、編譯的教科書，品質不甚理想。
反觀日本，即使是諾貝爾獎得主，都不會以研究為重，而輕視教學，還有人以撰寫教科書為職志。
他山之石／日文英譯博好評
到目前為止，日本的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有十三位（其中三位在美國發展），就有六人以日文寫作教科書。其中兩人特別值得一提：朝永振一郎（一九六五年物理獎）與南部陽一郎（二○○八年物理獎）。
朝永的量子力學教科書於一九四九年出版，那一年日本出了第一位諾貝爾獎得獎人———湯川秀樹。一九六二年這部書由小昌柴俊譯成英文出版，在歐美亦博得好評。小昌柴俊本人在二○○二年得到物理獎，他也寫過本行的教科書《微中子天文學》，一九八九年出版。至於南部，他一九五二年到美國，一九七○年取得美國籍，放棄日本國籍。但是他的科普書《基本粒子的尖端研究》一九八一年先在日本出版，然後才有英譯本。十二年前，他又在日本出版了基本粒子物理學教科書。
以本國語言寫作的優良大學教科書，是學術發展的基礎。另一位日本諾貝爾獎得主的故事，把這個關聯展現得再清楚不過了。他就是與南部同時獲獎的益川敏英。益川從大學時代起，外文就不行。他考研究所，德文繳了白卷，英文鴉鴉烏。益川展露頭角後，外國講學的邀約一律拒絕，而平生第一次出國，卻是到斯德哥爾摩領諾貝爾獎。去年十二月八日，他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發表諾貝爾講演，也創了紀錄———他是唯一以日語做諾貝爾講演的人。
我們需要中文的大學教科書，無論自撰還是翻譯，只要品質優良。政府與學界都必須正視這個需求，「國際化」只是推諉的藉口。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
【2009/01/1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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