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音樂界如果也是這樣,小弟真的皮皮錯。過去20年,台灣很多創意產業面臨危機,電影變票房毒藥,電視圈削價競爭,收視率在1%徘徊,出版界,雜誌、圖書都大寒冬,每年寒冬。
音樂,被認為是還有機會領先對岸、華人圈的地方。簡單生活節,缺了音樂,大概人潮會減少很多。

但是在Live house這一塊,似乎裡面在邁向主流/維持獨立之間也吵不停,觀眾意見很多,策展人也很難做。這還是創作與消費間的關係,諸如春吶還要面對國家管理的政策、法律問題,總體看來其實辦個演唱會,綜合了多個層次的問題。

不過有趣的是,跨年這麼多演唱會,背後都有各地方政府支持,上面的都是知名的歌星,主流音樂,當然可以吸引50萬人。當電視連播、新聞台分割畫面都有時,爭議、政策法律限制?應該會有人幫忙處理。

台灣「原創」的音樂到底可以怎麼運作?我們對什麼是「音樂的本質」興趣不高,那是見仁見智的。但是怎麼給他們一片天地?不同音樂派系內鬥無所謂,但是,當音樂團體想生存、觀眾想聽時,怎麼讓他們更完善?以及,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比如,一定要辦活動嗎?
辦活動時間、場地有限,誰上台,辦什麼主題,都是美學政治,但,網路如果可以點選、下載,24小時沒有限制,自己選自己想聽的,可能美學政治之間的問題會小一點。

還有沒有其他Live house的可能性?

PS,何記者整篇報導的不錯,也滿深入。不過最後陡然出現一個名字: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聰,第三社會黨成員、野草莓學運的主要倡議者之一。不過本人滿都會雅痞風的,談Live house、談風格品味,頗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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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祭Live house文化 歌聲漸飄渺?
 
【聯合報╱記者何定照】 2009.01.05 02:04 am
 
 
若說台灣搖滾/另類音樂場域10年來最大的改變,「創作團現場演唱」的風潮,絕對名列前茅。從南到北,官方民辦的音樂祭遍地開花;live house也從早年僅少數pub結合現場演唱(多為翻唱),變成如今以創作演唱為主。去音樂祭或live house,幾乎成了現代青年的共同記憶或重要社交。

然而在「現場取代二手錄音」口號震天價響時,不安正漸漸擴大。

音樂祭 辦一屆沒下文

新的音樂祭多到來不及記,卻常辦了一屆就沒下文;老牌的野台開唱決定今年停辦;著名live house「河岸留言」去年9月新增西門紅樓展演館,迅速面臨經營窘境;高雄知名的子宮藝文空間老闆,更在去年底展開環島單車行,期待籌募店面經費。

這並非景氣的問題。在看似蓬勃歡樂的玩團/聽團文化背後,台灣搖滾/另類音樂底盤的脆弱,正一點點顯現。樂團、聽眾、官方、業者,都是問題的一環。

 
在live house聽現場的感官經驗,聽二手錄音難以比擬。
圖The Wall提供 
具指標地位的live house「The Wall」經理Orbis觀察,近兩、三年來,獨立樂團的成長幾乎停滯。1999年前,創作團不到20個,之後即以每年增加60、70個的速度暴衝,一路成長到2005年的近500團。然而或許是因發現創作路不好走,積極的新團近年寥寥可數。

憑感覺玩團 創作難行

身為著名吉他老師的「河岸留言」創辦人林正如直言,「現在的團超過一半都想作流行」。流行並非不好,但許多團都期待像星光幫那樣一炮而紅,卻不願下苦功,「若只憑感覺或興趣玩團,不用『音樂家』的標準期許自己,創作路怎麼走得久?」

樂團不夠多、素質不夠好,「有些團好像只是來到此一遊」,影響live house品質,也減弱聽眾聽團動力。更讓音樂人在意的,是聽眾音樂品味並未大幅改變。

「獨立音樂喊了這麼多年,結果流行、抒情風還是占了台灣80%市場,剩下的20%才是其他類型分。」Orbis認為,崛起於live house和音樂祭的蘇打綠、張懸、陳綺貞固然都不錯,但若只有特定音樂類型才能躍身主流,也顯現目前的音樂文化體質仍不夠健康。

音樂芽苗 官方變殺手

樂迷有時成了音樂祭的打擊者。野台開唱停辦,主因固然是官方收回場地,但樂迷你一句「為什麼不請後搖滾團」、我一句「為什麼都請後搖滾團」,也讓團隊疲於應付,終至頹然。春天吶喊主辦人Jimi,更是一提到不了解的外界把春吶標籤成「商業化」,就顯激動。

官方也不自覺成了音樂芽苗殺手。當搖滾聖地英國、亞洲公認音樂水準最高的日本等國的政府,都全力扶植創作團時,台灣各地政府,卻只知辦音樂祭來證明自己跟得上流行、炒熱觀光、宣傳政績。然而因為缺乏專業,往往草草了事,也造成音樂祭形象下滑,被認為是免錢的大家樂。

就連最成功的官辦音樂祭「海洋」,也屢傳官方/贊助商「建議」演唱名單。去年更因官方開標時間太晚,弄得承辦者及參加樂團手忙腳亂,此外又介入口號、宣傳廣告、穿著安排,讓大會設計者蕭青陽都忍不住跳出來痛批。

春吶被抄 不得不註冊

Live house也有類似困擾。地下社會和The Wall都曾歷經高稅、營業不合法的處境,河岸留言也在新添西門館後飽嘗苦頭。明明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邀請駐館,林正如卻得為營建、稅額問題,天天找建管處、商管處argue,讓他疲累得嘆道:「這種不安感,逼得我頭一回覺得不想作!」

業者彼此拚鬥,更是問題一環。在國外百花齊放的音樂祭現象,到了台灣,常變成商人撈錢的工具,最著名的例子便是Jimi的「春吶」遭各方抄襲、汙名化,逼得他不得不去註冊商標。然而春吶當初的清新熱情,在各方生剝活吞下,早被消磨得僅剩殘餘。

回音樂原點 重新扎根

 
何東洪認為流浪之歌音樂節是近年「音樂、社會議題結合最完整」的音樂節,圖為聽眾在雨中參加。
圖 大大樹提供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音樂文化?倘若有朝一日,台灣好不容易養成的音樂祭、live house、玩團文化重回貧瘠,將是次文化的巨大缺口。樂評葉雲平形容,樂團和音樂是原物料,live house是讓音樂蔓延的長久駐點,音樂祭則可供音樂一次爆發、讓更多人聽到,三者缺一不可;然而這些若缺少官方和媒體灌溉,音樂土壤終難肥沃。

從另一方面來說,也許也不用太悲觀。葉雲平指出,和從70年代就開始玩團的日本相比,台灣相關文化從90年代至今,不過十幾年,確實「還在養成階段」。如果日本要花30、40年,才有今日的茂盛,那台灣的路也還長。

然而繁花盛景從不是憑空得來。想迎接未來的榮光嗎?那麼,音樂鏈所有相關人士,都必須回到音樂原點,把土壤耘好。

 

音樂儀式 凸顯個體性


去年,作家吳音寧出詩集「危崖有花」,選擇回到「我從青春期就在混的地方」——地下社會辦朗誦會,弟弟吳志寧的樂團「929」也同台演出。那晚,吳音寧不時哽咽落淚,因為「地社」和她的詩、她的回憶如此糾纏,「我早想要在地社念詩,與朋友一起分享」。

吳音寧對地社的認同,新世代青年可能很難體會。地社創辦人之一、輔大社會心理系助理教授何東洪觀察,現在到live house看團的人氣質跟早年很不一樣,以前大家是認地方,如今這種地方認同感已稀釋、片段化,轉為「對團的認同」,或變成對消費文化的認同。

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則認為,音樂已取代單一地方,成為更大的認同劑,這在政治歧異的社會中特別重要:「人們要靠音樂來結合」。

現在音樂祭常見的多舞台,相對於過去演唱會的單一舞台,也顯現認同感的更趨自由。多舞台顯現web2.0時代特色:去中心化、自由遊走、多點式連線,樂迷自主性高,「雖然還是儀式行為,已從集體性變成凸顯個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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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著名live house

 

台北市 地下社會 師大路45號B1

河岸留言 (小河岸)羅斯福路3段244巷2號B1

(大河岸)西寧南路177號

The Wall 羅斯福路4段200號B1

女巫店 新生南路3段56巷7號

海邊的卡夫卡 羅斯福路三段244巷2號2樓

台中縣 浮現藝文展演空間(原老諾) 龍井鄉新興路55巷12號(東海大學旁)

台南市 ROOM335 康樂街47號B1

高雄市 Join Us 苓雅區和平一路248號3樓

子宮藝文空間 苓雅區林南街18號2樓

 

【2009/01/05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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