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覺得，無法從蛋塔效應中獲得什麼思維，做為未來行動與思考的方針，才是損失。因為過去有蛋塔、KITTY熱，今年有海角七號熱，意味我們根本沒有在生活、思維上前進過。
當然，「熱」、「擠燒」這種東西是一種社會過程，連詹副主筆朗朗上口的「個性化」、「製造業」都可以變成熱，甚至，應該還有人在刻意的對這種「熱」在推波助瀾，只是手法很巧妙而已。
詹的討論，小弟的解讀認為，它是一個主張個性化，並且將創意產業跟製造業時代斷然告別的思維。
好還是不好，過去，我也是這麼想的，文創應該跟製造業不同，但仔細一想，這只是製造過程的問題；包括我們瀏覽了英國、德國等地的研究，才發現，文創產業其實還是要仰賴相當的製造基礎，他部分部門還是生產、再生產為主，甚至仰賴複製技術的。
則，談論的層次只是：現在我們在XX時代，然後跟過去不同，這樣一如副主筆的「重思「蛋撻效應」 」裡面所指出的現象，是相當粗糙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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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偉雄：重思「蛋撻效應」
【聯合報╱詹偉雄】 2008.11.28 02:59 am
詹偉雄
一九九七年底，澳門一對開蛋撻店的英國夫妻離異，老公安德魯不得不棄守本店，帶著手藝到香港另立門戶，沒想到他改良的「葡式蛋撻」在港九一炮而紅，而且半年後還紅到台灣來，九八年中，不僅全台人人排隊買蛋撻，而且由藝人彭偉華、董至成帶頭的「開蛋撻店」熱潮更是瘋狂，巔峰時全台一個月要吃掉兩百萬只蛋撻，然而也就在暑假結束之時，熱況戛然而止，緊接著跟進的就是賣不掉的蛋撻以及蛋撻店倒閉風潮。
從那個時間點起，無辜的「蛋撻」，就開始成為台灣人挖苦自身社會裡各種「一窩蜂浪潮」的自嘲用語，每當社會一開始流行什麼，我們總是冷冷笑道：「這不過又是另一場『蛋撻效應』罷了！」譬如說：去年的「豪宅熱」、「超級星光大道熱」乃至於今年的「單車熱」、「海角七號熱」，都分別被各路人士視為「新版葡式蛋撻」，他們普遍認為：社會一窩蜂的擁抱過後，很快就會回到一種「船過水無痕」的平靜狀態。
但也正因為「蛋撻效應」這四個字要完成它的指控太輕易了，連帶地，也使我們高度懷疑它內涵的知識效力。
兩重風險試煉 豈是一窩蜂
首先，是它對「一窩蜂」的指控，未盡合理。在企業創業的過程中，往往有兩大風險必須克服：其一，是「市場風險」，也就是創業家所定義的產品必須歷經的「市場接受度」考驗，例如蘋果研發iPod、任天堂研發Wii，成功則大賺，失敗則大賠；其二，是「技術風險」，也就是能否取得最佳化技術，將已經歷過市場考驗的產品生產出來的能力。台灣由於是後進國家，企業規模小，創業家無法具備定義產品的生活經驗，因而在「市場風險」確認後，一窩蜂地擠進「技術競賽」反而是一種高度理性的行為，此時你還以「蛋撻效應」來挖苦它，只是徒然加深誤解的疏離罷了。
其次，是這個字眼觀察社會現象的短淺與不耐煩，必然妨礙到我們看到更深、更遠的社會變遷，所架構出來的嶄新、宏大生活場景，十年前的蛋撻熱本身，就是一個好例子。
如果把「吃蛋撻、開蛋撻店」看成一個孤立的社會現象，那賭博般地加入「暴起暴落」的起伏，似乎是罪有應得了；但假如我們更深入一點地去看當年的這個狂潮，才發現當年的創業浪潮中，除了跟風投機者之外，另有一群想要把一生投資在糕餅甜食中的創業者，他們雖然在風潮中遭遇失敗，但似乎並沒有死心，在接下來的「個性咖啡館」浪潮，以至於近兩年的「高價麵包店」浪潮中，你可以看到不少當年的熟面孔，他們由迴避市場風險轉而擁抱市場風險，從毫無財務知識到成本底線的精通，逐步成為一個兼顧創新與風險的經營者；而台灣社會內在的「個體化轉型」過程，也適時提供了一批批焦慮於自我、無所不用其極地創新、嚐鮮來體驗的消費者，建構出一個新而變化的市場。
甜食味覺革命 影響到今天
如今看來，當年的蛋撻事件更像是台灣「甜食味覺革命」的起點，它不僅沒憑空消失，且影響直至今日，而當年促使它發生的，並不單純只是港式口味的出口這一事件而已，更大的力量，是這個社會剛從單調乏味的「製造業自助餐廳」走出來，人們發現自己有了全新的食慾，需要全新的甜味。
「葡式蛋撻」，就像是一尾碩大的鯨魚在我們眼前噴起的水氣柱，猛地拔起，繼而煙消雲散，但千萬別以為牠消失了，如同社會變遷的過程浩瀚綿延，你得潛入千呎深的海洋、跟隨牠泅游上萬哩的旅程，勉強才能看出個社會史的端倪。
所以，那些把「豪宅熱」、「超級星光大道熱」、「單車熱」、「海角七號熱」都看成是「蛋撻」的人，他們到底錯過了什麼呢———這可是個好問題！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數位時代》總主筆）
【2008/11/2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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